[摘要] 本文以“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壁画作品展”为研究样本,从主题表达与图式范畴、媒介材料应用、展示空间与形态嬗变、表述策略与观看方式、数字技术与科技赋能等维度分析其创新点。新时代中国壁画不断打破既有的媒介边界与学科壁垒,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包容性与实验性,走向了更具开放性的“大壁画”观念建构。其当代创新的深层动力与精神内核植根于对传统文化的持续挖掘与创造性转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仅奠定了壁画的理论基础,也深刻塑造了新时代中国壁画的创作机制与美学品格。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电影工作者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立足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深刻思想内涵与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新主流”电影。这些电影作品借助现实主义题材弘扬民族精神、传承革命历史、塑造当代英雄,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时代使命,成功地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与商业性的有机统一,促进了中国电影产业的迅猛发展。本文全面剖析“新主流”电影在发展脉络、题材拓展、叙事策略、价值表达与文化传播等方面的探索与创新,揭示其类型特征与创作规律。
[摘要] 宋代的“中隐”思想是对唐代白居易“中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隐”作为白居易在特定历史时期与对个人安危的考量中形成的生存方式,象征的是隐逸与仕途的统一与平衡。这一思想在宋代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普遍推崇。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吸收“中隐”思想的同时,进一步演绎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指向。他们将“中隐”转化为一种自觉的生存状态,将隐逸和仕途融入了自己的理想生活。这种自觉反映出文人士大夫阶层社会责任感与个体自由意识、服务天下与修身养性之间的碰撞,解释了他们为何会在外部空间中寻找身心安顿之所。在园林中,文人士大夫邀请好友饮酒赋诗、欣赏书画,逐渐形成了雅集盛景。文人雅集直接展现了“中隐”思想指导下的生活形态,文人“雅集图”更是让后人得以窥见“中隐”的生存样貌。宋代文人创作的雅集诗词与画作,共同推动了“中隐”思想在艺术史上的价值构建。
[摘要] 董其昌的绘画造诣十分突出,对后世画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其绘画生涯中,《燕吴八景图》册是为数不多的留存作品之一,是他送别挚友杨继礼时所作,描绘了松江(今属上海市)和北京的景致。除了是送别之作外,从社交视域来看,《燕吴八景图》册还有着更深刻的含义。董其昌仕宦之路坎坷,一生辗转多地。在这一过程中,其周围不断形成新的社交团体。他有很多作品皆创作于社交情境下,因而社交成为影响其绘画的重要因素。从社交视域来看,《燕吴八景图》册体现了董其昌与座师许国的交往,并且从中引申出了“仕殇”情绪,同时还原了其运用文化资本推介家乡的方式。
[摘要] 作为明代吴门画派后学中的翘楚,陆治师承文徵明,作画上溯宋元诸家,时出己意,别具一格。陆治虽然没有专门的画学著作传世,但从画跋、诗文以及画史评述中可以看出其画学思想,体现了他对“师古法”“师造化”“师心源”等中国传统画学思想的思考和认识。他的画学思想对个人画风的形成和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摘要] 明清书家临摹帖学、碑学作品的面貌虽然各有不同,但方法大同小异。临摹刻帖时,书家通过消除刀笔痕迹,将意临思想融入其中,从而完成对书写性的补充,最终实现碑帖融合。临摹碑版时,书家仍多以意临形式学习,在汲取碑刻原作字形的过程中也会不由自主地掺杂刀笔痕迹,只是这种早期的碑帖兼容模式往往会被人们忽略。晚清以来,康有为、沈曾植、杨守敬等书家大力弘扬碑帖融合思想,致使学界对这种观点产生的时间出现误判。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在长期临摹过程中受刻帖、碑版相互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我们不能将碑、帖强行割裂为互不相属的阵营,也不应将晚清视作碑帖兼容的开端。
[摘要] 笔者在撰写《南京博物院藏陈鸿寿致友朋八札考释》一文的过程中发现,部分资料对陈鸿寿致许乃大三札、致孙均二札以及郭麟致孙均一札的辑录存在谬误或系年不清的问题,为陈鸿寿个案研究平添了不少障碍。本文尝试对此六通书札进行补充考证,厘清其真实系年并一探其内在联系,借助第一手资料还原陈鸿寿嘉庆十九年(1814)夏天至嘉庆二十年(1815)夏天之间立体而生动的工作、生活和心理状态,以期对其家世、生平、交游、宦迹等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摘要] 近代“中体西用”思潮引发的“体用”之争,对刘既漂、庞薰棻、雷圭元等留法艺术家的创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他们只得主动采取“画家—设计师”的角色模糊性实践策略,创造中西方融合的“美术工艺”新范式,由此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艺术与设计的发展轨迹。本文立足于“语境—行动—转化”的研究逻辑和群体案例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将三人置于“体用”之争与“总体艺术”思潮交织的历史语境下,另一方面在“体用”框架下分别解读刘既漂的“空间营造”、庞薰棻的“绘画本体”、雷圭元的“体系建构”三种跨界艺术实践,揭示群体角色模糊性的共性动因、个性路径及其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与设计史的影响。文章还重新审视了相关群体的当代启示与历史贡献,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具有思辨价值的理论借鉴。
[摘要] 在20世纪中国画变革的背景下,如何将传统山水画语言转化为适应区域地貌的表现形式,是中国画写生实践的重要课题之一。梁世雄的艺术实践不仅深情表现了岭南的乡土景观,也在传统山水画的现代转换与地域主题升华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通过梳理梁世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创作,分析其如何通过写生实践从现实场景中提炼榕荫、水乡等地域符号,并在笔墨语言上实现本土化转换,从而回应“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传统命题。梁世雄以其“毛笔直写”的写生方式,成功将岭南风物转化为富有情感温度与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
[摘要] 本文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从场域与话语权力视角出发,以四川觉苑寺壁画为个案,考察文化遗产从地方性知识升华为国家叙事符号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主要通过选择性吸纳、意义重构与传统发明三大机制实现,政府、学界、地方社群等多元行动者依托不同资源展开竞争与合作,共同重塑了壁画的文化记忆。数字技术不仅革新了记忆的存储与传播形态,也通过解构与重组文化遗产要素,推动了研究范式与价值转化路径的创新。本文为理解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的符号与意义再生产提供了微观实证,在文化记忆理论的本土化运用上亦有所拓展。
[摘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与去中心化等思潮的推动,世界艺术史的书写范式正艰难地从“西方中心论”范畴下的“普遍主义”转向多元共生。这一转向并非仅靠增补非西方材料来完成,还必须面对一个更大的障碍,即以瓦萨里为起点的西方艺术史书写传统,已将艺术、历史、“再现—风格进化”打包成一套看似普遍却较为地方化的分类语法,使得非西方视觉经验在进入通史教材时会被剥离原始语境,沦为西方文明叙事的点缀与脚注。本文以“英语世界”通行的高校标准教材,即“世界三大艺术史”的历次修订版为剖析对象,指出其回应全球转向的三种结构性姿态,由此得出以西方时间线为主轴的语法始终未被撼动这一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世界三大艺术史”的中文翻译工程为观察现场,展现中国学者在批判性引介的过程中,如何从被动接受的“他者”逐步转向对书写框架本身的反思,并通过朱青生、巫鸿、李军、唐宏峰、邵亦杨等学者不同的探索路径,逐步确立以中国视觉经验与史学传统为基础的主体性艺术史撰写策略。
[摘要] 抗战时期,中美两国之间的木刻交流甚为频繁,来自边区“延安学派”的木刻作品被介绍至海外,使美国民众注意到了现代中国的“另一种可能”。这一举措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延安的文化封锁,向世界发出了延安的声音,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的传播与建构。不过,通晓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木刻的赛珍珠对《中国木刻集》的注解却背离了延安木刻原本的传播初衷,因而遭到了木刻家王琦的严厉批驳,认为其是对边区文化的误读。本文从赛珍珠对延安木刻的误读出发,在跨文化语境下探讨延安木刻海外传播的潜在空间以及误读的真正成因。
[摘要] 清末至民国时期,山东艺术市场在地域传统与近代化动力下,形成了结构化的区域网络。文章以鲁中、鲁西、鲁东以及胶东的代表性城市为例,考察其市场形态与功能分化。研究发现,近代山东艺术市场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层次多元、功能互补的区域格局。这一空间形态的确立既是交通发展、商业扩张等外部因素推动的结果,又体现了金石收藏、儒家文化等地方传统在近代市场环境中的转化与延续。
[摘要] 文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从符号学、词源、功能论、后现代解构四个方面出发,对“图画”一词的来龙去脉展开考察,揭示其在原始记录、宗教符号、艺术表达与商品符号层面的多元角色演变,同时考察图与画的分工和语义融合,解析二者词性变化及现代转型的过程,阐释图画社会功能的拓展路径。
[摘要] 清初石涛所言“笔墨当随时代”在AI勃兴的艺术语境下常被引为创新之证,然考其本意,实为对画坛泥古风气的批判,核心在于倡导艺术家以“我自用我法”的主体精神实现创造。本文回溯石涛画论,将其与瓦尔特·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灵晕”消逝的论述并置,探讨数字水墨与光影艺术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技术如何在拓展疆域的同时,又潜在地抽空了艺术的经验本真性?分析表明,算法对笔墨形式的模仿虽可做到形似,但难以承载艺术家基于生命体验与精神修养的“蒙养”与“生活”。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以借古开今的智慧驾驭技术,在算法时代重申人在艺术创作中的主体性与价值。
[摘要] 水印木刻不仅是版画的一种类型,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其背后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精神内核。印痕是水印木刻重要的艺术语言,以独特的审美效果彰显了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在AI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重新厘清水印木刻“印痕美学”的核心内涵,发掘其独特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结合笔者的水印木刻实践经验,从“含蓄的自由边界”和手工价值两个维度,阐释水印木刻“印痕美学”的本质特征。
[摘要] 本文以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历程为框架,梳理不同历史阶段艺术观念的演变特征与内在逻辑,对李小山“中国画没落论”产生的时代语境、理论价值与内在的局限性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以姜宝林的艺术实践为个案,阐释其“既要笔墨,又要现代”的创作理念,系统论述其白描山水、积墨山水、大写意花卉与意象构成等绘画语言特征与创新路径。
[摘要] 美育是职业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技兼优”人才的重要载体。当前,职业院校美育受到审美生态失衡、价值取向偏斜、文化意识淡薄、技能美育缺失等问题的掣肘,育人功能难以被深度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基于此,本文提出“审美—道德—文化—技能”四维协同的优化策略,以数字美育培养正确审美观,以“德美共育”促进全面发展,以美育为体加强文化认同,以技能美育赋能职业发展。在具体实践中,学校应通过构建健康的数字美育生态、推进美育与职业技能深度融合等路径综合发力,实现美育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双重落地。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漫画的问题, 一直颇具争议性。许多人总觉得中国有数千年历史, 因而漫画这个外来画种也一定是有的, 于是便在漫长的历史中苦心寻找到了几幅画, 为其扣上了 “漫画” 的帽子。罗聘的《鬼趣图》就是一些人所认为的中国古代漫画之一, 并在各自的文章中引此为证。那么, 《鬼趣图》真的是漫画吗? 清代画家罗聘,号两峰,“扬州八怪”之一。有人说,罗聘之所以名满天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鬼趣图》产生
李文浩《江流闲静·嘉陵》80cm×120cm 布面油画 2019年 李文浩《雾城喧忙·曼彻斯特》120cm×160cm 布面油画 2021年 李文浩《青峦印象》60cm×80cm 布面油画 2024年 李文浩《月起陇原》20cm×30cm 布面油画 2024年 李文浩 | Li Wenhao 毕业于英国莱斯特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行业成果丰富
李潇《小港·名城》120cm×200cm 布面油画 2022年 李潇《印象·首钢》160cm×180cm综合材料 2021 年 李潇《无畏·荣光》120cm×180cm布面油画 2024 年 李潇 | Li Xiao 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获美术学硕士学位,烟台现代画院青年画家,现任教于,深耕美术创作与教学研究,专业成果丰硕,作品多次入选省部级以上重要展览,并被中国美术馆、北京服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美术出版高质量发展,广泛推介优秀美术图书,引导美术创作和研究方向,提升大众审美水平,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担任指导单位,中国出版协会美术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国美术》杂志承办的“2026年‘美术好书’双月榜”评选活动持续进行中。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美术》杂志编委王利明在《读好中国书,做好中国人》中写道:“天地君亲师